返回首页 返回会长专栏 黄向墨会长谈华人参政新纪元(一)

  政治参与的“冷感”,一直是华人、尤其是海外华人长久以来的痼疾。这其中,主观因素是关键。 “冷感”首先来自历史的惯性。祖籍国历史上频繁且惨烈的王朝更替和政治斗争,令海外华人对政治如惊弓之鸟。因此,无论是“天下兴亡、匹夫有责”的大道理,还是“唇寒齿亡”的现实利害,对个体来说都抵不过“莫谈国事”的明哲保身。华人虽在澳大利亚联邦建国之前即已成为这片土地上的建设主力,占有比如今更大的人口比例,却因长期的“白澳政策”人口锐减,血泪辛酸,谋生安居已经艰难,参政更是奢谈。

  其次,海外华人,无论在澳美欧,还是东南亚,大多经历了从苦力(Coolie)到三“刀”(菜刀、裁缝刀、理发刀),再到三“师”(律师、医师、专业技师)的变化,筚路蓝缕,艰难求生。现在尽管正迈向更高阶段的三“家”(资本家、科学家、企业家),多数个体依然以经济上的“齐家”为最高目标,参政仍然是“肉食者谋之”的奢侈,敬而远之。

  同时,扪心自问,华人对政治的“冷感”,也有未能直言、甚至未必自觉的“搭便车”心态。在海外参政,时间精力耗费不菲,不仅利益非我独享,风险也难以分摊,且澳大利亚“当官”的收益,甚至未必比得上自己独力即可经营的小生意。在此“经济人理性”驱使下,观望他人参政成为华社常态,他人成则我搭便车,他人败则我无损分毫。

  如此“冷感”,其不良后果早为同胞所共见、且共叹:

  一是利益代言缺位。但凡政府重大决策,华社参与程度往往过低,甚至在政策决定后才有所知晓,不得不被动接受。而一旦遇到问题,只能诉诸中国传统的“上访陈情”,消极被动。回顾历史,“白澳政策”下华人的苦难流离,华社的涣散、缺乏远见和发言权,甚至放弃追求发言权等,都是重要主观因素。殷鉴不远,必须痛定思痛!

  二是政治捐款盲目低效。华社在参政普遍“冷感”的同时,却热衷有为各路政客奉献政治捐款的普遍热情。看似矛盾,究其实质,却是“冷感”的另类体现:将政治捐款当作“买路钱”,以为宴席上的客套就是某种“交情”,期望金钱上的示好换取日后的关照。这种“买路钱思维”的捐款,与主流社会的政治捐款,最大区别在于:对人示好,对事漠然,不关注、更不致力于影响具体政策。在这种心态下,华人往往被各路政客当作竞选的“现金奶牛”,其当选后因为“奶牛”的无诉求,而不需顾及华社的利益。

  三是“唐人街政治”的鸵鸟心态与内耗。华人虽普遍对主流政治“冷感”,却又热衷华社的“窝里斗”内部政治。山头林立的各类社团是没有泯灭的原始政治热情的直观体现。一些同胞,通常拼搏于“唐人街政治”自娱自乐,无法跻身主流社会,“内战内行、外战外行”,耗费华社资源。

  提升参政热情,加大参政力度,历来是华社有识之士的夙愿,更是凝聚华社力量、提升华人地位、推动澳中关系、参与澳大利亚公共政策制定、服务国家与社会的必由之路。

  首先要在观念上改变对参政的一些普遍性误读。

  一种误读,是将参政等同于竞选公职,谋得“一官半职”,目标错位,忽视民意以及公共事务,无法为选民和社区接受。

  其二,要消除参政“距离感”,参政不是“肉食者谋之”,民主社会强调公民权利与责任,政治不是精英阶层独享的权利,全体有选票的华人都可以积极参与公共与政治活动,以不同方式推动推进华社及国家的利益,真正“匹夫有责”。

  其三,参选必须要在基层深耕细作,广植民意,美国与澳洲的经验都表明,一些华裔竞选者败选,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与其平时很少参与公共事务,以及公益慈善,即广义的政治参与,竞选时临时抱佛脚,民意难以认可。

  另一种误读,是将中国传统的官民关系套用到海外,认为当官就该“为民作主”,无论大事小事,都试图依靠议员、尤其是华裔议员一臂解决,忽视社区、团体及大多数的力量。相当多的华裔议员,都有过此类不可承受之重的困扰。这背后,既有自利的理性驱动,更是对澳大利亚政治体制缺乏基本了解。

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